截至5月30日18時10分，15頭亞洲象群遷徙至云南省玉溪市紅塔區洛河鄉大灣村尖山哨坡附近。根據專家分析研判，象群有繼續北遷的趨勢。

     作為中國Ⅰ級重點保護野生動物，亞洲象不僅是具有極強公眾號召力與吸引力的旗艦物種，也是熱帶雨林的傘護物種。亞洲象及其分布的熱帶雨林所發揮的生態服務功能及價值受到國際、國內社會高度關注。

     北京師范大學全球共同發展研究院院長王宏新教授團隊于2020年6月、8月兩次赴云南開展調研，深入亞洲象分布區各地方政府部門、相關單位及涉及村莊，召開十余場座談會，實地走訪了兩市、三縣區，深入探討人象沖突的產生、影響及對策。

     調研結束后歷經兩個多月形成文稿，之后又征求了北京師范大學、云南大學與國家及省市縣林業和草原局等機構多位專家意見，于2021年1月初形成初稿、4月中旬形成第二稿，5月底定稿。

    課題組授權澎湃新聞全文刊發調研報告，期待亞洲象保護問題能得到各級政府部門及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

在云南，兩只亞洲象嬉戲中。 課題組航拍于云南

     由于人類土地利用方式變化、片面的森林保護政策，亞洲象食物減少，逐漸走出棲息地，進入人類活動區域，人象活動空間愈加重疊，人象沖突愈加劇烈。2013年至2019年全國人象沖突已造成73人傷亡，直接財產損失2.1億元，間接損失難以估量。2021年4月，原棲息在西雙版納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的17頭亞洲象一路北遷，其中2頭于4月24日返回墨江，其余15頭則繼續北上。目前距離昆明已不足100公里。短短40天，該象群“肇事”412起，直接破壞農作物達842畝，初步估計直接經濟損失近680萬元。各級政府與林業部門積極探索人象沖突緩解措施，如建立食物源基地、修建防象工程、使用無人機監測和發布預警信息等，但仍不足以應對愈演愈烈的沖突事件。必須從頂層設計出發，創新生物多樣性治理機制，消除人象沖突體制障礙，將云南建設成為中國向世界展現生態文明建設成就的重要窗口，為2021年《生物多樣性公約》締約方大會舉辦做好準備。

一、人類活動導致人象沖突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用生態文明理念指導發展，采取有力政策行動推進生物多樣性治理，90%的植被類型和陸地生態系統、65%的高等植物群落、85%的重點保護野生動物種群已得到有效保護，大熊貓、藏羚羊、朱鹮和雪豹等物種的瀕危等級也在世界自然保護聯盟（IUCN）的評估中有所降低。但從全球范圍來看，由于非法獵殺、棲息地減少等原因，亞洲象的數量在過去的一百年里下降了90%。1986年亞洲象被IUCN列為瀕危物種，同時列入《瀕危野生動植物種國際貿易公約》附錄Ⅰ物種，嚴禁國際貿易。隨著野生動物保護法律法規逐步完善和嚴格實施，中國亞洲象數量從1976的146頭逐步回升到293頭，分布范圍不斷北移。在全球亞洲象總量不斷減少的形勢下，中國亞洲象數量逐漸增加，這是生態文明建設取得一定成效的有力證明，也對中國下一步生態文明建設提出了更高挑戰。以亞洲象為保護目標開展優先保護行動，能夠庇護同域分布的其它物種進而保護整個區域的生態系統。然而在人類活動干預下，自然保護地在人類活動干預下面臨承載力下降問題，亞洲象出走自然保護區不僅未能發揮恢復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的重要作用，也導致人象沖突頻發。

（一）自然保護區內棲息地適宜性下降，迫使亞洲象紛紛“出走”

1958年至今，中國在亞洲象分布區或潛在分布區建立了11 處自然保護區，形成以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為主，地方級自然保護區為補充的亞洲象自然保護地網絡。11處自然保護區中有10處屬于森林生態系統保護類型，對森林火災、砍伐等活動實施嚴格控制，其結果是林窗逐步消失，影響了森林中草本與藤本植物的有效更替。如西雙版納國家級自然保護區森林郁閉度從1983年的88.90%增至到2016年的97.02%，導致野芭蕉、粽葉蘆等亞洲象的主要食物逐步減少，這些保護良好的天然森林卻成為亞洲象的劣等棲息地。保護區土地管理不當也導致棲息地質量下降。在西雙版納自然保護區建設過程中，曾將20個村寨從亞洲象活動頻繁的核心區遷出，留下的荒地被飛機草、紫莖澤蘭、腫柄菊、薇甘菊等外來物種迅速入侵，抑制了周邊林下植物生長，導致亞洲象食物種類和數量逐漸減少。目前已有62.4%的亞洲象被迫走出保護區且長期“流浪”在外。

（二）經濟林擴張使亞洲象棲息地銳減，人象生活空間高度重疊

近40余年來，隨著亞洲象分布區人口增加和經濟發展，土地利用方式與種植結構發生巨大變化，保護區外大量輪歇地和集體林被開墾種植橡膠、茶葉等經濟林。1975年—2014年，亞洲象分布區的天然林面積從69.31％減少到57.81％，農田面積從21.13％減少到6.45％；相比之下，橡膠林擴大23.4倍，分別在1975年和2014年占亞洲象分布區面積的0.52％和12.71％；茶園面積擴大2.5倍，從8.77％增加到22.01％。快速擴張的農業導致灌木、竹闊混交林覆蓋的平整山谷及海拔1000米以下的山腳等亞洲象適宜棲息地急劇減少，當前面積已不足1975年的1/3。天然林覆蓋率的持續下降和經濟林的快速擴張迫使走出保護區的亞洲象頻繁進入農田地、經濟林地和村寨取食，村莊周邊的農地成為亞洲象的覓食地，周邊河流為嬉戲、活動場所，附近林地為休憩場所，人象生活空間高度重疊，沖突事件劇增。

（三）基礎設施建設導致亞洲象退居“生態孤島”，人象接觸率不斷上升

因對亞洲象的生存、遷移考慮不充分，相繼建成的昆明—曼谷大通道，瀾滄江景洪水電站以及大量網狀分布的縣、鄉、村級道路，輸電線路等基礎設施工程不僅大幅減少亞洲象適宜棲息地，還割裂了原有連片亞洲象棲息地，棲息地嚴重破碎化和島嶼化。亞洲象在島嶼化的棲息地間游走穿梭，象群種群交流艱難，人象活動區域高度重疊。西雙版納-普洱種群、西雙版納勐海-普洱瀾滄種群、西雙版納勐臘種群和臨滄滄源種群之間的遷移、交流通道受阻，已完全無交流。西雙版納勐海-普洱瀾滄種群因瀾滄江景洪水電站建設，無法返回原棲息地西雙版納國家級自然保護區而游走于勐海縣和瀾滄縣之間，成為肇事頻率高的象群。從西雙版納國家自然保護區“出走”的亞洲象擴散至云南省3個州（市）9個縣（市）的40個鄉（鎮），相當于原來保護區面積的4.9倍。即便如此，大象仍是“無家可歸者”，它們廣泛穿行于村莊和道路，恰好成為人象沖突高發地區。

亞洲象經過之處，留下的糞便。課題組拍攝于云南

（四）食物源基地建設使亞洲象更依賴人類活動，人象沖突不斷加劇

2005年起，西雙版納國家級自然保護區開始探索食物源基地建設，試圖通過種植亞洲象喜食的芭蕉、棕蘆葦等將亞洲象招引至保護區深處，一方面緩解亞洲象食物不足的困境，另一方面減少對周邊村寨的干擾。隨著人象沖突頻發，地方政府也開始在亞洲象活動頻繁的村寨附近建設食物源基地，種植玉米、甘蔗、芭蕉等，試圖以此減少亞洲象進入村寨的頻率。野生動物傾向于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以大限度地攝取營養物質的方式進食。農作物種植相對集中且量大，亞洲象不必通過大范圍的活動就能獲得足夠且營養豐富的食物，這使得亞洲象逐漸依賴人類活動。由于食物源基地建設的位置布局與植物種植結構不同，亞洲象越來越依賴村寨附近的農作物，在村寨周邊和農田逗留的時間逐年增加，采食對象由“粗纖維”轉為“精細糧”，采食行為由“整株采食”轉為“選擇性地采食營養豐富部分”，造成大量農作物損失，人象沖突呈不斷加劇趨勢。

成群結隊的亞洲象在深山出沒。課題組拍攝于云南

二、人象關系目前存在的問題

（一）缺乏亞洲象保護頂層設計

政策法律缺乏協同。亞洲象保護是一項涉及物種、生態系統和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系統工程，保護意義和價值遠超單一物種。長期以來，亞洲象保護面臨著遺傳多樣性降低、棲息地適宜性下降、人象沖突加劇以及象牙貿易等問題。中國先后出臺的《森林法》《野生動物保護法》《云南省陸生野生動物保護條例》《云南省亞洲象棲息地生境保護與恢復實施方案》與《亞洲象保護工程行動計劃（2019-2030年）》，未根據亞洲象生態價值、數量增長趨勢及其分布區經濟社會承載能力等因素明確保護目標與路徑，也未兼顧人象雙方生存權利。

保護區內、區外政策沖突。各自然保護區依據《森林法》及自然保護區系列法律法規開展“封閉式”保護，為亞洲象保護做出了巨大貢獻，促進了象群數量恢復，但保護區內的森林受到嚴格保護，難以針對亞洲象生物學和生態學特性分類開展棲息地保護恢復。在林業“三定”（1981年）、集體林權制度改革（2008年）等政策的推進下，林地產權明晰，林農成為林地經營的主體，保護區外的土地使用決策進一步受到市場影響。為在保證森林覆蓋率的情況下提高農民收入，橡膠與茶葉種植不斷侵占亞洲象棲息地。隨著橡膠種植大量侵占天然林和自然保護區引起政府關注，中央政府發起天然林保護工程，1998年西雙版納州成為第一批試點，2007年云南省政府主張增加資金擴大保護區范圍。然而在政策和市場的雙重驅使下，大片天然林和部分橡膠林正被轉變為茶園。2005-2014年期間，210km2非法橡膠種植被轉化為天然林，與此同時，超過1600 km2的土地被轉換為茶園。橡膠與茶葉等經濟林的迅速擴張依舊嚴重擠占亞洲象棲息地，凸顯生態文明建設與經濟發展的矛盾。由于未設立專門機構進行統一管理，自然保護區內、區外政策沖突，跨區域跨部門保護管理體制不順，難以應對當前艱巨的亞洲象保護任務與人象沖突處置工作。區內“封閉式”保護雖促進了象群數量恢復，卻同時迫使亞洲象因缺少食物而走出保護區；區外地方政府鼓勵農民通過橡膠與茶葉等經濟林種植提高收入，卻導致亞洲象棲息地質量與數量不斷下降，亞洲象保護處于散亂無序狀態。

央地權責匹配不當。《憲法》和《物權法》都規定，野生動物資源屬于國家所有，是全國人民享有的共同財富；《野生動物保護法》明確保護野生動物的目的是維護國家利益和人類共同利益。然而，中國亞洲象分布的9個縣（市、區）中有5個長期為國家扶貧開發重點縣，這些地區也因保護亞洲象而發展受限。從野生動物所有權、保護野生動物目的及社會公平角度來看，亞洲象保護的責任主體應當是中央政府。2020年6月《自然資源領域中央與地方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改革方案》中將國家重點陸生野生動物保護確認為央地共同財政事權，中央政府在亞洲象保護中的主體責任未在法律法規政策層面得到確認，中央財政補助有限。2006年開始，中央政府通過一般轉移支付安排給西雙版納州每年500萬元對亞洲象肇事補償予以補助；2020年財政部首次安排中央林業改革發展資金3080萬元，支持云南省亞洲象保護與緩解人象沖突、綠孔雀保護等極小種群野生動植物拯救及珍稀瀕危野生植物保護。但2011年以來云南省每年用于投保野生動物公眾責任商業險的補償資金已達2578萬元，中央財政補償資金遠遠不足。地方政府承擔主要責任，并陷入保護越好、責任越重的困境。

缺乏統一的管理機構。目前亞洲象保護管理工作主要由各自然保護區管護局與林業部門下設的野生動植物保護處共同推進。為有效處置人象沖突，亞洲象分布區的三個（州）市開展跨區域交流，初步建立了應急處置體系，如普洱市和西雙版納州編制《亞洲象肇事防范與應急預案》，積極協調公安、交通、醫療等相關部門聯動處置亞洲象肇事緊急情況。自1986年世界自然基金會（WWF）啟動“西雙版納熱帶雨林保護項目”，首開云南省引進社會公益組織參與生態環境和珍稀瀕危野生動物保護的先河，國際愛護動物基金會（IFAW）、云南省綠色環境發展基金會（YGF）、阿拉善生態公益基金會（SEE）以及中國綠化基金會（CGF）紛紛參與亞洲象保護。2020年8月，云南省林業和草原局、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政府與阿里巴巴公益基金會、支付寶公益基金會簽署協議，通過“螞蟻保護大象”公益項目推動中國亞洲象保護發展全領域合作。社會力量的參與不僅籌集資金支持亞洲象保護事業，還架起了政府與社會公眾相互溝通的橋梁，拓寬了中國與世界其他國家的民間交流渠道。但從整體上看，由于未設立專門機構進行統一管理，亞洲象保護處于散亂無序狀態，基層保護管理能力不足。跨區域跨部門保護管理體制不順，跨區域合作僅停留在交流層面，并未就行政區域間的互動、協調與合作形成明確機制；跨部門協同面臨責權不明、協調滯后、多頭管理、重復管理等歷史遺留問題，難以應對當前艱巨的亞洲象保護任務與人象沖突處置工作。此外，由于溝通交流不足，社會組織不能及時了解亞洲象保護的國家政策、法律法規及規劃方向，政府也對社會組織持保守態度，這都將影響亞洲象保護管理工作的有效推進。

（二）亞洲象管理粗放、被動

棲息地管理呈現靜態、粗放特征。2001年開始，西雙版納國家級自然保護區開展棲息地改造試點，采取計劃燒除的方式更新草本植物、人工種植象喜食植物，為亞洲象提供食物源。2018年以來普洱市、臨滄市和勐海縣逐步開展棲息地恢復工作，對緩解人象沖突起到了積極作用。2019年5月，勐海縣林草局在勐阿鎮劃定5萬畝亞洲象穩定的棲息地。然而亞洲象已逐步擴散到保護區周邊的林緣、農田和村寨，亞洲象的棲息地管理未能及時跟進分布區域的變化，也沒有根據亞洲象活動強度與地方經濟社會特征對棲息地進行精細管理。隨著自然保護區內棲息地質量下降，亞洲象棲息地的萎縮化、島嶼化、破碎化，象群活動空間壓縮、通道不暢、食源不足，將進一步導致種群退化與人象沖突事件發生。

亞洲象監測預警系統缺乏聯動。為及時掌握亞洲象行蹤，2016年中國開始籌建亞洲象監測預警體系，2018年在西雙版納州勐海縣建立第一個縣級亞洲象監測預警平臺，采用無人機結合地面人員跟蹤，對區域內亞洲象活動進行實時監測和預警。2019年國家林業和草原局投入2970萬元支持西雙版納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建成亞洲象信息化監測預警體系。2020年普洱市江城縣建立第三個亞洲象監測預警平臺。然而三個亞洲象監測預警系統未實現互聯互通，無法完整呈現亞洲象跨區域流動實時動態，也就難以根據其分布地區、種群特征以及肇事情況精準識別并準確發布預警信息，影響了監測系統大價值的發揮。

人象沖突緩解措施被動。針對亞洲象肇事所采取的措施主要是易地搬遷、物理隔離與保險補償。1988年中國開始逐步從自然保護區核心區開展易地搬遷，西雙版納國家級自然保護區投資390多萬元遷出8個村寨，南滾河國家級自然保護區投資18.9萬元遷出2個村寨。易地搬遷降低了人象遭遇概率，直接避免了人象沖突。1991年各地嘗試在亞洲象活動區域的村寨周圍架設電圍欄、鋼架隔離圍欄、修筑防象溝、防象壁和避象亭、安裝太陽能防象燈以及建立食物源基地等，對局部限制亞洲象進入居民活動區域起到一定效果。1992年云南省開始野生動物肇事補償工作，2010年試點探索野生動物公眾責任商業保險，2014年覆蓋全云南省。野生動物公眾責任商業保險一定程度安撫了受損群眾。但物理隔離防范工程成本高昂，遠不能滿足需要，保護區外的食物源基地建設與亞洲象肇事保險補償又進一步固化“象進人退”的局面。隨著亞洲象活動范圍越來越廣，其肇事呈現出點多面廣和頻發高發的態勢，被動的物理隔離與保險補償措施猶如揚湯止沸，只能進一步縱容亞洲象侵入村莊，引發更大范圍的人象沖突。

（三）國際交流合作及跨境聯合保護力度不足

國際交流合作范圍狹窄。自1988年起，中國積極參加亞洲象專家組會議（AsESM），就亞洲象的生境保護、種群保護、人象沖突等問題開展廣泛討論。近年來，在國家林業局和云南省林業廳的大力支持和幫助下，自然保護區、亞洲象分布區的林業與森林公安部門積極開展國際合作，與世界自然基金會、世界銀行全球環境基金、國際愛護動物基金會、亞洲開發銀行、美國漁業與野生動物保護協會以及倫敦動物保護學會等建立了良好關系，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亞洲象保護管理和緩解人象沖突等工作進程。然而交流止步于信息共享，合作對象以NGO為主，政府間交流合作較少，且合作行動集中在社區/村寨層面，省、市層面合作較少。此外，亞洲象分布的南亞東南亞13個國家中，中國與老撾建立了長期友好的合作交流關系，與馬來西亞開展多次學術交流，但與其他10個國家接觸較少，尚未建立正式合作關系。

跨境聯合保護難度大、層次低。中國跨境象主要來自緬甸與老撾，曾有12頭亞洲象在中緬間遷徙，但已中斷10余年；據估計，至少有25～32頭亞洲象在中國和老撾間持續遷徙。緬甸撣邦第四特區（佤邦）基本處于地方武裝割據狀態，中緬開展政府間跨境聯合保護工作難度較大。為推動中老跨境聯合保護，2006年西雙版納國家級自然保護區與老撾南塔省南木哈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召開第一次亞洲象跨境保護會議，2012年西雙版納國家級自然保護區與老撾北部三省簽訂合作協議，先后建立5個聯合保護區域。2019年云投生態中標老撾亞洲象種源繁育保護及救助中心建設工程項目，“老撾跨境亞洲象保護區域貧困少數民族村寨生態示范村試點項目”啟動。由于缺少國家層面政策、資金等各方面的支持，中老跨境聯合保護主要通過會議、合作協議展開，且沒有上升到國家合作高度，聯合保護機制缺乏整體性、長期性和穩定性，亞洲象廊道建設等工程推進緩慢，跨境亞洲象種群調查、活動規律研究、境外棲息地保護管理、亞洲象信息共享等聯合保護區域的許多工作尚未真正開展。

（四）基礎研究不能適應科學決策需要

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中國陸續開展了亞洲象局部種群分布及種群數量調查、生物學特性研究、棲息地評價、生物廊道建設、肇事原因分析及緩解對策等方面的研究，積累了一定的科研成果和基礎數據。2018年中國首次同步開展野生亞洲象資源本底調查，查清全國亞洲象的種群數量、分布范圍、活動軌跡、棲息地現狀，并基本實現個體身份確認。2019年底國家林業和草原局亞洲象研究中心在云南昆明成立，旨在為中國亞洲象保護管理決策提供技術支撐。

但現有研究多停留在亞洲象解剖形態、食物組成及取食生態、與人類關系和亞洲象廊道建設等零散方面，許多基本科學問題未被全面揭示，不能回答目前需要迫切解決的問題。 如在保持現有亞洲象數量的前提下優化種群質量，是否能夠解除“瀕危”？在亞洲象活動范圍不斷擴大、人象沖突事件急劇增加的背景下，如何定義亞洲象的“棲息地”，并結合中國亞洲象分布地的經濟社會承載力計算環境容納量，為亞洲象棲息地的范圍劃定提供依據？在承受來自人類的壓力風險下，取食農作物是否作為亞洲象覓食策略？亞洲象行為決策受哪些因素影響？象群擴散的生態學、行為學機理如何？如何協調亞洲象棲息地的生態、經濟與社會發展？等等。

兩只亞洲象在上坡休憩。 課題組航拍于云南

三、相關政策建議

（一）加快完善亞洲象國家公園體制

加快推進亞洲象國家公園建設。參照大熊貓、東北虎等旗艦物種保護模式，整合各類亞洲象自然保護地和相關區域，將亞洲象保護上升為國家戰略，根據亞洲象階段性活動和遷移規律，建設亞洲象國家公園并動態調整國家公園范圍。建立亞洲象國家公園的長期目標是還原真實完整的熱帶森林生態系統，筑牢國家邊境生態安全屏障；有效保護亞洲象野生種群，維護區域生物多樣性；系統實施人象沖突緩解工程，以良好的人地關系推動人象關系恢復；推動生態保護管理體制創新，實現自然資源的規范高效管理。短期目標是系統修復亞洲象棲息地，控制亞洲象繼續北移，以生態系統容量為基準劃定保護規模，保證亞洲象種群數量與質量，減少和避免人象沖突、大程度保護人民生命財產安全。因此，亞洲象國家公園的規劃設計應以探索建立跨地區跨部門統一管理體制機制為突破口，在健全國家自然資源資產管理體制的基礎上，正確處理亞洲象種群數量增長、質量優化、生境需求與當地社區可持續發展的辯證關系，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

構建“國家公園管理制度—國家公園標準規范體系—專項實施方案”三級政策體系。在貫徹落實現行政策制度的基礎上，兼顧生態、經濟、社會發展，既要尊重亞洲象生存權利，又能充分保障人類生存發展，實現人象和諧相處。研究制定亞洲象國家公園管理的相關法規和規章制度，明確亞洲象國家公園規劃、建設、管理規程、法律責任、保護管理目標、保護對象、禁止行為及可從事的活動、資金來源去向等。研究制定強制性規范或者指導性技術規程、技術導則和技術指南等，促進亞洲象國家公園建設和管理活動標準化與規范化。進一步細化國家公園內集體土地及其資源管控政策、救助應急體系、生態補償、生態保護與修復管理體制、社區可持續發展機制等專項方案。

（二）明晰中央與地方政府權責

構建“中央負責、地方支持、社會參與”的權責體系。明確中央政府在亞洲象保護中的主體責任，向地方政府進一步賦權賦能。筑牢資金保障長效機制，中央財政安排專項資金設立“亞洲象保護基金”，完善基礎設施、生態移民、生態廊道建設、科研監測、野生動物肇事生態補償等方面的投入機制，并通過預算內投資和其他投資渠道予以傾斜支持；地方財政結合職能職責加大對亞洲象保護的支持，面向全社會多渠道籌集資金。

統一管理，多元協同。以國有自然資源資產管理體制改革為核心，依托國家林業和草原局亞洲象研究中心，對亞洲象保護與人象沖突問題治理進行專業化管理。建立亞洲象跨區域、跨部門保護管理機制體制，包括跨行政區域監測預警機制、應急處置聯動機制、部門間聯合執法機制、交流和信息通報機制等，確保各方權責清晰，實現有效溝通和共同參與。進一步鼓勵當地社區、企業、學校、社會組織和個人參與構建亞洲象保護網絡，強化多元治理主體協同性。克服各領域、各部門、各方面存在的分散封閉、交叉重復等碎片化治理現象，實現國家公園、地方政府、企業、社會組織以及公民等多個主體之間的有效協調。

（三）加強亞洲象精細化管理

分區修復管控棲息地。根據自然生態系統、亞洲象及其他珍稀瀕危物種的敏感度和分布特征，統籌考慮棲息地自然、社會、經濟發展需要，將國家公園區分為核心保護區與一般控制區，分區修復和管控亞洲象棲息地。核心保護區是維護現有亞洲象種群正常繁衍、遷移的關鍵區域。核心保護區的管理堅持自然恢復與系統治理結合，逐步開展還荒試驗的同時，經批準可進行亞洲象棲息地適宜性改造，引導象群回歸。一般控制區是實施生態修復、改善棲息地質量和建設生態廊道的重點區域，原則上限制人為活動。一般控制區通過逐步贖買生態關鍵區域的集體農地和經濟林、膠林改造、退耕還林、生態農業等措施，使其逐步恢復成為適宜亞洲象生存的自然環境，維護棲息地生態系統的完整性。在棲息地斑塊間建立生態保護廊道，疏通種群的基因交流通道，從根本上緩解種群衰退態勢。

搭建大數據庫利用體系，實現亞洲象精細化管理。聯通現有三個監測預警平臺，建成人為跟蹤監測與無人機、紅外相機、微型GPS、北斗定位技術等多種技術手段相互配合的監測數據采集網絡，將人工智能、大數據、云計算等現代科技手段應用于亞洲象全天候監測預警工作，及時推送預警信息及應急處置建議到手機APP等終端，大程度減少亞洲象肇事造成的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提升監測效率的同時將聚合的大數據樣本進行跨域融合，形成亞洲象大數據庫。搭建“數據采集層—數據傳輸層—數據管理平臺—數據應用”四級亞洲象大數據庫利用體系，通過對亞洲象的長期追蹤和觀測，為評估亞洲象的棲息地及其種群狀態、提高亞洲象監測的準確性和實時性、深層次了解人象沖突原因及有效預防攻擊事件提供有力支持，進而對合理開展亞洲象國家公園區域規劃、棲息地改造、食源地優化、農作物優化布局等保護舉措提供可追溯的科學依據。

挖掘亞洲象大數據庫功能，實現亞洲象精細管理。第一，針對亞洲象個體識別開展分類管理。結合每只亞洲象的習性、行為軌跡，進行個體識別編碼、分類管理，并根據保護的優先順序制定保護戰略：將大部分亞洲象穩定在保護區內，同時增進種群間基因交流；限制偶爾離開保護區的亞洲象活動范圍；通過生態保護走廊建設與棲息地適宜性改造等方式誘使已離開保護區的亞洲象回歸；集中管控頻繁肇事的問題象。第二，建立亞洲象基因庫，監測亞洲象種群動態。通過基因水平分析建立亞洲象種群DNA譜系檔案，實現種群遺傳管理電子化，監測種群的遺傳動態的同時避免種群近親繁殖，提升遺傳多樣性。

（四）擴大國際交流與聯合保護

加強國際交流合作，構建南亞東南亞13國亞洲象聯合保護戰略框架。加入《遷徙物種公約》，為亞洲象掃除遷徙障礙，推動亞洲象活動范圍內各個國家的協同保護，積極推動形成全球共同保護亞洲象的良好國際環境。以2021年《生物多樣性公約》在云南昆明召開為契機，拓寬亞洲象保護的國際交流范圍、提高交流層次，進一步推進合作，增強中國在世界生物多樣性保護中的話語權。設立亞洲象保護國際基金會，積極吸納各方投入和社會捐助，深入開展國際科技合作和學術交流活動。在亞洲象群會議的基礎上積極促成南亞東南亞13國簽署“跨境亞洲象聯合保護諒解備忘錄”，進一步推動中國與南亞東南亞在“一帶一路”框架下的務實，達成全面平衡、有力度、可執行的行動框架。加強與老撾、緬甸、泰國、印度等亞洲象主要分布國的保護管理工作經驗與學術交流，積極促成亞洲象跨境保護的同時，全面展示中國亞洲象保護成果和生態文明建設成就。

加大國際聯合執法力度。統一國際共識，嚴厲打擊非法獵殺亞洲象和非法交易象牙、象皮及象制品等違法犯罪行為，形成法律震懾。其中，由于象皮貿易不僅是獵殺雄象，還包括成年雌性和幼象，未來將加速整個物種的滅絕，需要得到更密切的關注。建立跨國聯合執法機制，組建跨國聯合執法隊伍，協調跨國聯合執法行動，聯合打擊跨境非法獵殺亞洲象和非法交易象牙及象制品等違法犯罪行為，堵塞執法漏洞，壓縮犯罪空間。

探索中老緬亞洲象跨國保護機制。通過聯合保護亞洲象的種群及其棲息地，促進亞洲象基因交流，增加物種遺傳多樣性，擴大種群數量，形成新的分布格局。以西雙版納州與老撾豐沙里省、南塔省、烏嘟姆賽省簽訂的合作協議為基礎，推進“中老跨境亞洲象聯合保護調查”和“珍稀瀕危野生動植物調查”工作，并致力簽訂“中、老、緬跨境亞洲象聯合保護戰略協議”，旨在保護三國現存的亞洲象，防止森林進一步退化、偷獵和人象矛盾對亞洲象的破壞性影響。聯合中、老、緬共同創建跨境保護區和跨國亞洲象國家公園，建立國家層面的亞洲象跨境聯合保護長效機制，整體推進亞洲象協同保護工作。建立聯合巡護監測和信息交流機制，在中老野外聯合巡護的基礎上，組建聯合巡護隊開展三方野外聯合巡護，完成聯合巡護工作報告；定期開展邊境地區亞洲象潛在棲息地、種群現狀、活動軌跡等的聯合調查與監測，完成聯合調查與監測；在中老聯合保護交流年會的基礎上，舉辦三方的亞洲象聯合保護區交流年會，促進經驗交流。

（五）重視基礎研究多元主體合作

加強基礎研究創新基地建設，引導科學研究為決策服務。依托云南大學、北京師范大學、北京林業大學、西南林業大學、西雙版納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科研所、正浩科技及浪潮科技為基礎的一批高校、科研院所和骨干企業等，圍繞亞洲象棲息地還荒、食物源基地以及人象沖突等問題，部署一批野外科學觀測研究站，提升野外觀測研究示范能力，開展系統性的退地還荒工程和亞洲象基礎研究。如結合國際共識與國際象現實，清晰定義“瀕危”與棲息地容納量，為中國亞洲象保護確定目標；研究棲息地破碎化對亞洲象種群遺傳多樣性和生存力的影響和廊道規劃，為生態廊道建設提供建議；綜合考慮亞洲象食性特征、棲息地需求及其分布地區的經濟社會承載力，為國家公園確界定標提供依據；探討亞洲象覓食農作物的行為機制和能量補給策略、亞洲象的個體差異與肇事行為的關聯機制、人類對亞洲象的態度和行為及其社會驅動因子等，為緩解人象沖突提供科學指導。

建設開放科研平臺，支持國內國際合作開展亞洲象研究。依托亞洲象研究中心的現有資源和技術力量，因需配置人才隊伍和相關設施設備，與云南省林業調查規劃院、西雙版納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管護局、南滾河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管護局合作，將其打造為面向國際、國內開放的亞洲象專項研究平臺，并建立亞洲象國際合作研究經費投入的長效機制。大力支持國內國際聯合開展亞洲象研究，如鼓勵海外專家牽頭或參與亞洲象基礎研究項目，吸引國際高端人才開展聯合研究；推動“一帶一路”國家聯合研究亞洲象計劃，全面提升科技創新合作層次和水平；深化南亞東南亞國家的政府間科研合作，分類制定國別戰略，聯合開展亞洲象保護問題研究。

亞洲象保護是國際廣泛關注的生態問題和政治問題，未來亞洲象保護將成為中國生態文明建設的名片、負責任大國形象展示的窗口、野生動物保護國際合作的典范。能否實現保護亞洲象、破解人象沖突的多贏目標，直接關系到亞洲象的存亡，需盡快將亞洲象保護上升為國家戰略，以亞洲象國家公園為抓手，有效整合各方力量，協同推進生物多樣性治理。

（作者王宏新系北京師范大學全球共同發展研究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邵俊霖系北京師范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博士生；徐孟志系北京師范大學全球共同發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員；耿明霞、翟天豪系北京師范大學本科生。本報告調研中，得到眾多機構和專家、當地干部群眾的大力支持，出于對相關機構領導和專家的敏感性保護，在此一并匿名致謝。報告僅代表課題組觀點，文責自負。）

來源：本文來自澎湃新聞